于谦为什么被腰斩

于谦是明朝英景之际的朝廷重臣，其挽明朝大厦之将倾，成为景泰朝改革中兴的中坚。然而这么一位大功臣，天顺元年(1457年)，英宗复辟，大将石亨等诬陷于谦谋立襄王之子，最终竟被他所忠诚的大明王朝“斩于市”，不禁令后人唏嘘。

于谦悲剧的发生是有其制度必然性的。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明朝是一个专制政治登峰造极的朝代，开国伊始明太祖便为其后人设计了一套极为严酷的极权政制:取消丞相，皇帝独裁:特务统治，行法外之法;捕风捉影，文网严密;动则廷杖朝臣，百官文人尊严全无;君臣猜忌，大狱屡兴。在此恐怖之下，朝臣百官人人自危，稍有不慎，便有性命之虞。当时有人记下为官上朝者的如下心态:“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这正是当时情形生动写照。从太祖、成祖，经仁宣到英景，明朝独裁君主们治国理政的能耐是一代不如一代，但随意杀戮大臣之事则代不绝书，被视作常。昨日的功臣、宠臣，说不定因一事不济、一言不合，有时甚至在朝对国事表达见解和看法也可能遭受奇辱惨祸，而成为狱中囚、杖下鬼。

明朝统治的可怕不仅在于其专制，更在它的无序。朝廷行政往往无一定规则的约束，无一定之规，并非没有规则，强者为王就是必然，最强势者，即是权力中心所在。明初全凭帝王任意为之，明太祖常常随意编织罪名，任情杀戮，甚至族诛国家的名将重臣，在五千年中国历史上是出了名的。成祖与乃父相较毫不逊色，更加上提升内宦太监，以之为皇帝的耳目鹰犬，在明朝为官者日子委实不好过。仁宣以下，英宗幼主继位，已无独裁气概。形成太皇太后专制，“三杨”为首的内阁重臣行政及司礼监王振为代表的奄宦沟通内外的政治局面，朝廷权力略呈三足鼎立之势，互相牵制约束，此时为明朝最好政治之一。不久，随着太皇太后去世，三杨业渐老朽，太监王振开始操弄权政，英宗作为其学生被玩于股掌之中。完全控制了皇上的太监王振，便是事实上的权力中心，朝臣对之只能唯唯诺诺。其实对于专制国家，谁是真正的主宰者，是皇帝、太后、内阁首辅?抑或太监?并不重要，只要政治的稳定，重要决策无大失误就行。对于专制帝国而言，稳定绝对是压倒一切的。

明正统朝的问题糟就糟在政治稳定的突然破坏，1449年“土木之变”对明朝就如同政治大地震一般。英宗皇帝被俘，大太监王振战殁，朝廷顷刻间失去了主宰中心。明朝政权缺乏有效的应急机制，缺乏非常时期的行事规则，也没有皇位突然空缺时紧急承继的定法。此时既无祖宗之法可寻，又无以往成例可引。统治的无序，必然导致政治的混乱与政局的动荡。各种政治力量面临重新组合，一轮新的政治博弈展开无可避免。但事情太突然，以至于各方政治力量一时不及反应，都显得手足无措。危急的局势迫使朝廷做出决策:第一步是筹钱，救人质，尽快恢复既有的主宰，但短期难见结果。于是有了第二步立太子，郧王监国摄政。做好了最坏的准备。然而摄政一定，也就意味着新的主宰中心正在形成，虽然郧王本人也许还没有意识到。但当时明朝政权内的各政治势力的强弱已经易势。表现在:其一，徐豸据天象提出迁都建议，竟遭到死亡威胁；其二，被认作王振余党的马顺更被朝臣群殴致毙，这显然已经超越了正常的朝廷法度。懦弱的摄政者无力控制局面，想要回避都无可能。身为兵部侍郎的于谦挟监国，迫其认可既成事实。此时，于谦成为新的政治强势集团的核心人物，已无可怀疑。权力中心偏移，政治主宰已经变化。有了前面的铺垫这第三步邸王即皇帝位也就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的了。尽管郧王初无此心，但政治强势的滚滚洪流已经将他推到了这个至高无上的位置，又岂是景泰皇帝本人所能回拒的。

当然，因为动机的高尚——为了大明朝的天下社稷，而非私利;结果的完美——既保住了皇明的江山，又维护了民族的正义，而且还成功的迎回了被强虏扣作人质的上皇。于谦等人的此次行动受到了广泛的赞誉和史家的好评。但其超越职权，法外施法、政外行政的政变事实是改变不了的。实质上是试图以程序的非正义来获取其目的的正义性。明朝对此的认同，恰恰证明了其统治在政治上的无序，这同样也注定了于谦日后的命运悲剧。强者为王，但强者不会永远是强者，政治上各势力的强弱易势不仅经常出现，而且往往来得很突然，出人意料，使人难以防范，所谓人算不如天算是也。谁曾想怀献太子早夭，景泰仅七个年头，景帝本人竟也一病入膏肓，大统继承危机再次出现。更要命的是石亨、徐有贞等一干小人策划了夺门阴谋，英宗复辟，使政治势力再度强弱易势。这一次是明朝的大功之臣于谦成了受害者，虽然英宗皇帝有所不忍，但得志于一时的小人们，却需要用于谦等人的生命来证明他们的政变行为合理有据。于谦成了明朝专制无序统治的牺牲品，但绝不是唯一的牺牲品。其实于谦的成败皆缘同一因素。于谦的悲剧是明朝制度的悲剧，换言之:在政治专制统治无序的明朝，于谦悲剧的发生确有其历史的必然。

另一方面，从传统儒家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于谦的悲剧同样也具有某种历史的必然。于谦是当时国家的重臣，同时又是一个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明朝完善的科举制度，使许多如于谦这样的官员，从走上士途的第一步，甚至启蒙开读之时，便深深浸染在儒家道德和思想的大海之中。自幼便被父祖教诲，什么忠君孝亲、爱民亲仁，以及什么夷夏大防、民族节义如此等等早就深入骨髓，统统成了他们生命的一部分。

儒家的道德修为中最重要者，便是所谓修、齐、治、平，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强调的是实践原则。于谦以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为楷模，在叶盛《水东日记》中曾记其所撰像赞，云:“呜呼文山！遭宋之季，徇国忘身，舍生取义，气吞寰宇，诚感天地。陵谷变迁，世殊事异，坐卧小阁，困于羁系。正色直辞，久而愈厉，难欺者心，可畏者天。宁正而毙，弗苟而全，南向再拜，含笑九泉。孤忠大节，万古悠传。载瞻遗像，清风懔然。”儒家追求道德人格的完美，是从身边小事做起的，由小及大，所谓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人格的完善还须不断的锤炼，是长期修养的结果。

于谦年轻时代就对此有深刻的理解，他那广为流传的《石灰吟》诗云: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在他看来肉体生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清白，也就是气节的高尚与道德的完善。而这高尚气节、完善道德的获得决非易事，是要经过千锤百炼、烈火烧身、反复修为方可得到。且这气节道德并非空泛，诚如他自己所题:所宝者名节，所重者君亲。传统儒家讲究知行合一，于谦终身践履着儒家的道德准则，追求着人格完美的理想。为此他可以“社稷为重君为轻”，坚决拥立景泰帝，不仅置已成异族人质的英宗于不顾，且使自己也陷险恶的政治旋涡之中。他可以忠孝为立国之本，坚持迎回上皇，英宗毕竟是太上皇，是皇兄，不迎于忠孝亲情有亏，断不合儒家亲亲之义。最终他甚至可以接受以自己的死来圆满所忠诚的王朝——大明王朝的稳定；来保全知遇重用之恩主——景泰皇帝的性命；来维护自己毕生的苦苦追求——人格的清白与道德的完美。

明末清初的史学家谈迁在《国榷》中曾引了一段当时人的如下记述：“夺门之役，徐石密谋，左右悉知而以报谦，时重兵在握，灭徐石摧枯拉朽耳，顾念身一举事，家门可保，而两主势不俱全，身死则祸止一身而两主无恙。方徐石兵夜入南城，公悉知之，屹不为动，听英宗复辟，景庙自全，功则归人，祸则归己，公盖可以无死，而顾以一死，保全社稷者也。”

于谦之死，死得其所。